我跟爷爷一起度过了十七年半的时光。确切来说，他是在我十七岁半的时候去世的，我们在一起相聚的时间，就远远不够这么长了。因为我在小学三年级时就在外村就读，后来的初中、高中更是分别在乡中学和县中学住校，直到爷爷去世，我都回家很少，且因为父母和叔叔分家单过，就算回家一趟，也见不了爷爷几个小时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鲁西地区农村，还于贫困中保留了好些传统的散发着儒家学派古董气的东西。子不言父过，这个信条在这里是奉行不移的，而且还加以延伸升华，就算是关于长辈的历史、嗜好和秩闻什么的，也被晚辈们视为禁忌，轻易不会触及。往往一个人的外号满村老少皆知，他的儿孙却不知道；要是有人给儿孙指出其父辈的外号，便往往会讨来一场好骂。
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明我的父亲，他轻易不会在我面前谈及他的老子也就是我的爷爷，村里别的人也不会在我这个孙子面前讨论关于孙子他爷爷的话题。结论就得出来了——我对爷爷年轻时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爷爷，也就是他在七十岁以后直到八十五岁去世这一段时间的印象。
但从他去世后在上坟时姑姑们的絮叨之中，我还是知道了一点关于爷爷年轻时的事情。
爷爷是个文盲这就不用说了，那个时候穷人家的孩子有几个是进过学堂、见过书本子的呢？爷爷的要强好胜在我们那里的十里八乡却是有了名的。和那个时代的穷人一样，他当过地主的长工，但他却不像其他大多数穷人一样只满足于养家糊口。靠看他年轻力壮的筋骨和与生俱来的狠劲，在几十年的奋斗之后，他竟然挣到了属于自己的二十亩地。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地契在手里还没有暖热，就遭遇到了共产党的土改，一声响都没有听到，就归公了。
爷爷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心疼和不舍。受了半辈子的剥削压迫，使得他对新中国新社会充满了宗教崇拜式的热爱，他喜欢贫下中农这个称谓，并为交出土地而自豪不已。
听父亲说，爷爷交出土地后为生活所迫，曾经闯过关东，还要过饭，推过独轮车，什么苦都受过了，但爷爷被问及这些事的时候都是微笑不语，那似乎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在爷爷漫长的一生中，最让他感到自豪的，是带着大姑推着独轮车“参加”了淮海战役。而且因为“战功赫赫”，一字不识的爷爷和大姑还都入了党。他们是整个村庄中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也是那个时期村里仅有的两个党员。这个身份在当时的农村可是不得了，是“可以代表党说话的”，拥有绝对的权威。爷爷也是颇为看重这一点的，不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就属他的嗓门最大，看着谁不顺眼，他都可以骂几句“他奶奶”的，没有人敢还嘴。
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爷爷年轻时的所有历史资料。而且由于是口碑相传，还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十分客观的。
儿时对爷爷最深刻的记忆，是通过两件和他有关的道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件是一张硕大的狗皮褥子。和当时大多数农村的家庭一样，我们的家族人口众多。爷爷和奶奶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在我记事的时候，大姑和二姑已经出嫁，二叔因为婚变自杀，三叔在北京当兵（那时我们多么以他为豪呵），一个四合院里，就住了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三姑和我这么六口人。当时我们家的小四合院的结构大约是这样的：堂屋也就是北屋两间，兼做厨房和客厅（农村是没有客厅这个称谓的，只是来了客人要坐在堂屋里说话吃饭的），东屋一间三姑住，西屋两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放柴草，另一部分父母居住。这样的分配是极为合理的，但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了，那就是“我”没有地方住了。不怕，那时我还小，就和爷爷奶奶挤在堂屋里的那张大火炕上。夏天不用说了，到夜晚只要不下雨，大家都会跑到房顶上去睡。最难忘的是寒冷的冬天。一天三顿饭的烟火，早把堂屋的大火炕烧的暖暖和和的，吃罢夜饭就该睡觉了，我会第一个爬上火炕，占据最里边靠墙的位置，爷爷是这样解释要我靠墙睡的理由的，他说“靠墙睡、项床被”。爷爷和我睡一头占据了大炕的中心，奶奶在“下头”睡。奶奶晚上要纺线的，我总是会在那如豆的灯光下和纺车时断时歇的嗡嗡声中入眠。
儿时记忆中的冬天好冷好冷呵，和现在的冬天相比那简直就是两个世界。虽然烧了火炕，被窝里还是冰凉冰凉地，稍微一掀被角，那钻进来的风都是刺骨的，像是来自地狱那头的某一个角落似的。在三九天气，脸和耳朵被冻烂，手脚肿起老高，三十年前北方农村的儿童，都有这样的刻骨感受。我是幸运而特殊的，因为我有爷爷的热肚皮和他那张硕大的狗皮褥子。那是一张黄色的狗皮吧，或许是灰色的呢，记不太清了。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躺在狗皮褥子上，感觉到狗毛痒痒地扎在光屁股上，一大片温暖的气息就包围了我那弱小的身子。爷爷还会用他那热烘烘的肚子紧贴着我的全身，在那些北风吹出尖锐哨声的寒夜里，没有比这更幸福的回忆了。
还有一件道具，在白天和爷爷形影不离的，是一个做工很考究的枣木马扎。从我开始记事起，爷爷就始终坐着或拎着那个马扎了，和那个被磨得油光锃亮的铜烟袋锅子一起，成为他老人家的随身招牌。爷爷有“绞肠沙”的老毛病，发作起来会疼得满头流汗，他总会在这个时候悄悄地坐到家人看不到的角落里去，轻轻地哼着，脸上竟还带着笑容。我是会看到这种情形的，因为我那时和马扎、铜烟袋一样，也是爷爷的随身招牌之一。爷爷一边哼哼着，一边是冲着我笑的，免得我害怕起来声张，让父亲和姑姑们听到。到医院去治么？开什么玩笑！那时的农村人都不知道医院的门是朝哪个方向开的。每次爷爷哼哼完了，就一脸轻松地站起来活活筋骨，仿佛打了一个大胜仗似的，我这时就会替他拎起那个小马扎，爷儿两个到胡同外的“崖子头”上去。摆好马扎，爷爷会像将军坐帐似的稳稳坐定，我则在附近找小伙伴们玩，或者听其他坐在“崖子头”上的老头们说古。爷爷的坐功很好，只要不犯肚子疼，他会一坐就是一大晌，到吃饭时了，他会大喝一声：“小，家走吃饭！”我就会颠颠地跑回来帮他拎起马扎子。
那个比枣木马扎子还要古老的铜烟袋，之所以没有被列为联系起回忆爷爷的经典道具，那是因为由于爷爷的“绞肠沙”越来越厉害，他又总是没命地咳嗽，大家在他八十岁前后就将其没收了。爷爷当时可能是找过几天的，找来找去找不到，也就这样把烟戒了。
和村子里的大多数一家之长一样，爷爷是很“抠门”的。他掌握着全家的财政大权，所有的日常支出没有他的允可，那是谁也不敢做主的。其实家中的针头线脑七零八碎，那时是不必用人民币来买的，都是拿鸡蛋来换。农村人常说“鸡蛋换盐、两不找钱”，他们的日常用品都是从走街串巷摇拨郎鼓的货郎那里换来的。那时经常听到村街上“咚咚”的拨郎鼓声从东头响到西头，然后是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拉着长腔唱：“破铜破铁破毡帽，老妈妈的棉裤套；酒瓶子，盐罐子，大闺女的长辫子；啥都收，啥都要，就是不要火车道。”这时各家的主妇们就会请示好当家的，家里要添置哪些东西，然后拿着“破烂”到街上去换。
我是到了七岁上学的时候，才真正见到钞票是什么样子的。要上学了，到村小学里报上名，老师讲了几句话，最后说，每人要交一块钱书本作业费，一年的，上学期五毛，下学期五毛，回去跟大人学清舌，知道了吗？知道了。大家使劲喊着回答，然后就回去向家长要钱了。
我当然是找爷爷要钱，因为我知道他是当家的，找别人也不管用。我还知道爷爷有一个红色的小钱包，有时见他拿出来在手里捏一捏，鼓鼓的，就猜想里面一定有很多钱。每次见到爷爷的红钱包，他老人家的权威和派头就都会在我的心目中增加一道绚丽的光环。爷爷肯定是这个村子里最有钱的，那时我这样想。但我也知道爷爷是抠门的，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见到爷爷从红钱包里拿出钱来过。
我跑到崖子头上，见到爷爷在他的小马扎上吸旱烟，就说：“爷爷，我要上学了。”
“好，好。”爷爷在马扎腿子上磕磕烟袋锅，眼睛笑眯眯的。爷爷的笑是很迷人的，我一直这么认为——虽然他很少笑，尤其在我父母和叔叔姑姑面前是从来不笑的。
“老师说了，让交一块钱。”我又说。
“好，好。”爷爷还是笑的，但笑得不那么迷人了，像是肚子疼又要犯了的样子。他伸手到怀里去，半天摸出那个鼓鼓的红钱包来，拉开拉索，开始往外掏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钱，也是第一次见爷爷从钱包里往外掏钱。爷爷掏钱的姿势很土，一点也不好看。他用左手牢握着钱包，似是随时防备让人抢了似的，右手食指沾了唾沫，一张一张地从里面往外拽。那时候我还不会数数，但我认为那是五张。至于为什么这样认为，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我想这也许和后面老师的提示有关。当我把这些钱交上去的时候，老师一脸的惊讶，问我：“你没有跟大人学清舌吗？我说要交一块的，这才是五毛呀，你不认识钱吗？”
我摇了摇头。我是真的不认识钱的。我又跑去找爷爷：“爷爷，老师说了，你给的才五毛，还差五毛哩。”
爷爷抬起头，看看我，又去磕烟袋锅。等他再抬起头来时，我看到爷爷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他说：“不是一学期五毛吗？”
我没有什么数字概念，但我知道爷爷是在和我打马虎眼。我摇摇头，坚决地说：“老师说的，还要五毛。”
爷爷又笑起来，说“好，好。”就再去掏钱包，再一次沾了唾沫去一张一张地抽。抽了几下后，爷爷不再抽了，一下子把所有的钱拿了出来，正好又是五张。
爷爷的那个涨鼓鼓的小红钱包彻底地瘪下去了。我这一年的学费，用去了我们一家人全部的财产。
那时我不知道爷爷第一次为什么要给我五毛钱而不是一块。我敢确定我肯定是“学清舌”了，我还确定爷爷当时一定也是听明白了。可他为什么要骗我呢？现在我想我明白了。那一块钱是我们一家人全部的财产。爷爷是想先交一个学期的，留下五毛钱应急，下个学期想办法搞到钱，再交五毛的。他想学校的老师应该明白他的意思，应该能通融一下的，不想老师没搞懂爷爷的意思，还搠穿了他的骗局。当时有很多家庭是拿不起这一块钱的，也有许多家长去找老师了，老师也答应他们可以分学期交了。可爷爷没有去找，他还是笑着把其余的五毛钱掏了出来，像个做了错事被家长发现的孩子。
爷爷是党员，他不能去找。爷爷的笑容真的很迷人，甚至有些潇洒。
爷爷很能代表中国旧农村封建家长作派的遗风。他是至高无上的，在家里绝对的说一不二，且颐气指使，不苟言笑。唯独对我是个例外，他不但把迷人的笑容都留给了我，甚至对我有些放纵。开饭了，大家围坐在一起，谁也不说话，很有古人的“食不语”之风。那时的农村人一年到头尝不到几顿细粮味道的，平日里的主餐就是玉米面、地瓜面、杂合面、野菜以及清汤寡水的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因为缺乏粘合性，在吃饭的时候就很容易掉在餐桌上。每到有人将饭渣掉在桌子上而没有及时捡起来重新放在嘴里，这时爷爷必会勃然大怒，拍案高骂。所以每到吃饭时，全家人都会懔然自危，恐怕被骂。
我在吃饭时通常是和爷爷坐在一起的。和大家一样，在吃玉米饼子等类粗粮食品时我也会掉下许多饭渣，但我是不必去捡起来再吃进去的。吃完饭了，我只管站起来走就是了，爷爷会把我掉在桌上的饭渣归拢成一小堆，然后用右手扫到左手掌里，然后笑眯眯地再捂到嘴里吃掉，还啧啧有声，似是吃到了珍馐美味，惬意的不行。
在那些个坚苦异常的日子里，我是看着爷爷的笑容长大的，每每回忆起来，倒没觉得那个年代是像一些老年人形容的或者一些作家描写的那样充满苦难，反倒是甜丝丝的，颇带着些浪漫色彩的。
我们不知道爷爷为什么像敬拜神灵似地敬拜知识，同时也像崇拜毛主席似地那样崇拜读书人。这和大部分他那个年龄的农民相比，爷爷简直就是个圣人了。在分家另过之前，爷爷供我上到小学三年级。每年随着课本册数的增加，学杂费也要相应增加一些，好像二年级的时候就交到了一块半，三年级就三块钱了。每到交学费的之前，爷爷的小红钱包都会变魔术似地鼓起来，交出学费后再瘪下去。而每当我向他要钱时他都会笑得很灿烂，嘴里还甚至哼着谁也听不明白的歌子。前面我说过，爷爷在村子里是盛气凌人的，但一遇到小学的老师，他就像是见了圣人似的毕恭毕敬了。
那时我们村子里还有从城里来的下乡知青。爷爷对这些知青总是在尊敬的同时，透出要和他们亲近且带些巴结的意味。从这些知青的嘴里，他听说了“大学生”这个字眼，而且对这个刚刚听说的字眼所代表的人群充满了对神话人物一般的膜拜。从那以后，爷爷就开始了他穷尽晚年之力的造神运动——就是要把他的长孙我，创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生。他的这个伟大计划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实施步骤，若说有所表现的话，那就是他将对小学教师和知青们的无比崇敬转移成对我的无比关注。每当我放学后要做作业了，爷爷总会将他的小马扎挪到离我两米左右的地方，静静地看着我趴在小桌上用功。那个小桌子是爷爷专门请了村上的木匠二叔精心打造的，那可是当时家里除了堂屋里的花梨木八仙桌之外最好的一件家当了。爷爷就这样不计岁月地抽着旱烟袋看着我，一直到我上初中住校。到现在为止，我的脑海里还满是他专注而慈爱的眼神。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呢？像是一个初做母亲的女人注视婴儿时的眼神，还是一个艺术家注视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件最得意作品时的眼神？这眼神使我在偷玩的时候不敢十分放纵，使我在考试不好的时候就有了一种沉重的犯罪感。事实上，在小学的五年时间里，我的语文和数学几乎都是双百分，一直稳居全班乃至全校的第一名。到了中学以后，功课紧了起来，晚上住校不回家了，全天侯学习。按说学习时间有了充分的保证，依我的基础底子和头脑的敏捷，在中学的学习成绩应该是会更好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有一段时间我的名次竟落到中上游，而且找不出原因。我想，是不是因为离爷爷远了，不在他的注视之下的缘故呢？
在我上高一的时候，比我大五岁的小舅舅考上了师专，成了一名让十里八村羡慕的大学生。那时爷爷已是八十四岁高龄，他听说这件事后，高兴得像一个孩子，非要父亲带他去我姥姥家去亲自祝贺。父亲说太忙，不肯去，爷爷就把我骗出来，让我用自行车带他去。那时我个子很矮，脚尖还不能完全地踩在车脚踏上，骑车带人则更是从未有过的经历。我把以上的情况和在这种情况下骑车带人所隐藏的后果告诉了爷爷，但他根本不听，坚持让我带他去。实在拗不过他，就只好执行。结果比我描述的还要糟糕：爷爷刚爬上车后架，还没有等我推出三步远，我瘦弱的双臂就承受不住爷爷的体重了，手一松，把他老人家扔到了河堤下的草地上。这下可把我吓坏了，以至于呆在那里，忘了去扶爷爷一把。他老人家哼哼叽叽地爬了起来，摇了摇头，说道：“算啦，回家吧。”等我把车子扶起来往回走时，爷爷又将嘴巴对着我的耳朵说：“这事不要让他们知道，啊？”他说的“他们”当然是指父亲他们。我看着爷爷，见他一脸的孩子气，刚才的事就像是没有发生过似的。但要说真的什么事也没有，那显然是不客观的，因为我明明见到他左手在胯骨那里虚虚地按着，还轻轻地揉着。
后来是小舅舅在开学前来看了爷爷，满足了他的心愿。
小舅舅的成功，给爷爷的“造神计划”又加注了无穷的动力，使得他更加执着，并全心全意地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等我每个星期天从学校回家，也就成了他在这满满的一礼拜中所要做的全部事体。他如此热切地盼着我回来，其实见了我之后也没有什么可说可聊的，还是那样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几乎一动不动，吸着旱烟袋，就那么看着。他不像有的家长那样，不休止地问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怎么样，在班里属前几名等等之类的话，他是一句也不问的，他能从我的脸上读出我的学习成绩来的，他自信有这个察言观色的本事。
不过由于诸多原因，我在高三那一年还是辜负了爷爷，差18分没有考上大学，没有配合爷爷完成他的伟大计划。毫无疑问地，这个结果给了爷爷极大的打击，在我复课刚开学不久，他就病倒了，再也没有起来。在我等待复课开学的日子里，爷爷没有表现出对我的责备，甚至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还是乐呵呵地提着马扎到街头上去坐着，一坐就是一大晌。我有时也陪他坐一会儿，聊一些古书中的故事（谁知道我考不上大学是不是因为看这些闲书太多的原因呢），他也就这么乐呵呵地听着。从他充满期待的眼光中，我看出爷爷对我考上大学的能力没有一丁点的怀疑，他认为他的长孙肯定是会成为一名大学生的。那一段时间，爷爷没有显出一点有病的样子，除了不再吸旱烟，肠子疼的老毛病定时犯一两回之外。
在复课的日子里，爷爷的病情一直在加重，但家里人没有告诉我，我也一直认为他只是老毛病犯了，躺一阵子就会好的。又到高考的时间了，预选顺利过关，成绩名列全校前茅，一切都有条不紊，仿佛成功就在目前了。这些有利的信息我都在心里藏着，没有向家里人透露。我在想，等拿到入学通知书的时候，再给爷爷一个惊喜吧。
可是我错了，错得厉害。在离高考还有十几天的时候，大表哥从老家赶来学校，告诉我爷爷已经不行了，要我回家奔丧。我当时惊呆了，不知道是怎样被大表哥带回家的，到了村子，也没有和乡亲打招呼，铁着脸进了家门，直奔堂屋里闯。
如今的堂屋改作了灵堂，一个竹帘将内外的世界隔开，透过竹帘可以看到一个硕大的黑漆棺材，爷爷就躺在那里了。他结束了贫困而艰难的一生，再也不用不停地咳，也不用憋着气忍受绞肠之痛了。在高考预选之前，我见过一次躺在病床上的爷爷，那时的他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两眼失神，完全丧失了往日的风采。如今，他老人家是彻底地安静了，我甚至可以听到他在天堂里静静的呼吸声，还可以看到他注视着我的亮亮的眼神。就在一刹那间，爷爷生前那迷人的风采又被唤回到我的脑海之中。
这时听到奶奶的声音在我耳旁说：“傻孩子哟，你怎么不哭呀？”我猛地一惊，从臆想中醒了过来，泪水就突然化作倾盆之雨，顺腮而下了。
爷爷一直望着我的亮亮的眼神，还有他一生中的伟大和平凡，就在这倾盆之雨般的泪水所化成的溪流之中，飘向迢遥的远方。